林毅夫：新科技新经济的发展，政府不可缺位

近期，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成都发表演讲，针对“新科技和新经济发展”这一话题畅谈看法。林毅夫表示:“如果没有政府的‘有为’来提供服务并引导趋利避害，新科技可能给社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。”

图为林毅夫发表演讲。图片来源:东方IC

以下为林毅夫演讲摘编:

　　关于新经济发展中的有为政府和有效治理，我想从我比较熟悉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，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主要想谈两方面:一方面，新经济是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的产物；第二，新经济需要与有效市场、有为政府相结合，这样才能比较好地推动科技发展，抓住新经济的机会，并且能够趋利避害。

　　在经济增长当中有所谓“现代经济增长”跟“前现代经济增长”，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茨提出的概念。18世纪之前被称为“前现代经济增长”，因为当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基本由人口增长速度决定，人均收入水平不高。18世纪以后进入“现代经济增长”，首先人均增长从平均每年0.05%增长到每年1%，一下子增加了20倍。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翻了一番，人均收入增长达到2%。这么大的变化实际是几次工业革命、几次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进步的贡献。第一代的蒸汽化、第二代的电气化、第三代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化，以及第四代以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为特征的工业革命。

　　为什么工业革命以后会出现一代代的新技术变化？我想最主要的原因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一项新技术发明会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、收入的增加。但如果没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，在给定技术条件下，资本在不断积累以后就会有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，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放慢。我们知道经济竞争就像船的竞争一样，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。新的技术出现后，开始可能有专利保护，过一段时间专利保护过期了，后来者就可以把这个技术拿来用，那他的生产力水平就会跟新技术发明者持平。没有在市场中获取比别人更高利润的机会，就没有办法维持在经济中的领先地位。所以，为了不断在市场竞争中维持领先地位，“现代经济增长”里面所讲的“内生经济增长”就出现了。也就是说，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会不断从事新技术的研发和投资，新技术也会随之不断涌现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工业革命以后一代一代新技术涌现，是市场竞争的结果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它又不仅仅是市场竞争的结果。新技术会带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以及收入水平增速不断增加。因为新技术尤其是那些根本性、革命性的技术会带来新产业、新业态，然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　　比如说，我前几天刚看到一个资料，说现在世界上1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有7家是属于新经济的，包括阿里巴巴、腾讯，美国的苹果、亚马逊、谷歌都是新经济。除了带来新的增长点、新的业态之外，这些革命性的技术也可以与已有的产业嫁接，令其降低成本，然后产生新的竞争力。我们前一段时间推动“互联网+”就体现了这个思路:互联网加上原来传统产业的技术、产品，让它能更方便地进入市场，或者是能够更方便地了解市场需求，让传统产业的生产能更好地符合市场需要，这些都会带来效率的提高、收入水平的增加。

　　以上是我从学理上的粗浅认识。

　　谈到新科技的创新，人们经常会讲企业家的重要性，企业家希望只有市场的竞争，最好政府不要去干预，我想有不少这样的理论。但是如果只有企业家，而没有政府的“有为”来提供服务跟趋利避害，首先新技术可能不会出现，即使出现了，它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。

　　首先，新技术通常是要靠研发出来的。这种研发投入非常大、风险非常高、失败的概率也非常大，如果不授予其专利，那研发者的积极性就备受打击。授予专利是政府的行为，如果没有政府，靠企业之间就只能作为企业自己独家拥有的秘密，但是独家拥有的秘密不容易保存，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由政府提供这方面的专利服务。

　　除了专利服务，技术的研发是基础科研跟新产品、新技术的开发，虽然存在失败风险，但一旦开发出来得到专利，这就可能是一本万利，所以企业有很大的积极性。但是企业家不太愿意做基础科研，因为基础科研的成果通常只是一篇论文，是公共产品。但如果没有基础科研的话，新技术、新产品的研发实际上是无源之水。所以，政府就应该提供对基础科研的投入，然后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涌现。实际上前面讲的第一代工业革命、第二代工业革命、第三代工业革命跟现在的第四代工业革命，都是政府在基础科研上投资所产生的结果。

　　除了基础科研需要靠政府，新的技术出现以后，还需要很多硬的基础设施跟软的基础设施。比如传统产业中的常常提到的“铁公基”就是硬的基础设施。但现在新经济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不一样，新的基础设施是云计算、大数据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，这些新的基础设施如果不存在，那么将来新的业态就很难出现，就不能真正实现新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率。

　　此外，新技术需要新技术人才，新生产人才。企业家自己很难凭一己之力从小学开始培养这样的人才。这必须靠政府在教育、高等教育或者研究生教育领域，针对将来新的技术革命所需要的技术人才类型培养人才。

　　当新技术取得一些突破后，会产生很多应用机会和应用场景，这都需要大胆尝试，需要有敢于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。这样的先行者可能不会来自于有基础、有根基的企业。他们通常是一些年轻人，不仅了解技术而且对市场非常敏感。当他们萌生了新的想法，需要有一定的孵化基地，几个人一起钻研，把这个技术变成可向市场推广的产品。孵化基地，这也是需要政府支持的。此外，一定的金融支持也是必需的，这些金融支持一部分来自风险投资、风险资本，但当产品有了一定市场后如果需要上市，此时就必须有合适的金融安排支持这样的活动。市场上可能会涌现许多金融支持服务，但如果要让这些服务有序，那需要政府在金融管理、金融法治等方面做好安排和运作。

　　在现代化经济中，任何产业在市场中要想获得竞争力，都需要形成产业集群，需要相对集中的产业链的配套服务。产业集群有时是自发形成的，但自发形成可能需要很长时间。如果有政府的引导可能会比较快地形成产业集群。

　　市场需要竞争，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“有为”，克服市场竞争当中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现象，企业就不容易抓住竞争中的机会。新经济通常规模很大，它会赢者通吃，赢者通吃有好处，可以马上出现几个世界500强的大企业，例如阿里巴巴、腾讯、谷歌等。但是变成通吃的赢者以后，大企业在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。如果这些企业只是利用它在科技、经济领域的优势来获取竞争力，这无可非议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一旦企业占据垄断地位、积累了财富以后，很容易会利用垄断地位争取政治地位，甚至去影响政策走向，妨碍科技或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。因此，政府要在允许一定的垄断的情况下加以治理，但与此同时，不能对新产业和新技术获得市场机会造成妨碍。

　　新业态出现伊始是处于探索过程中，管理可能不到位，也可能因此出现一些漏洞，出现以牺牲绝大多数消费者利益来攫取个人短期的利益的现象。互联网金融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，本来是很好一件事，降低信息费用，更好地动员资本，更好地配置资本。但前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互联网金融的恶性案件出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政府治理要及时跟上，才能避免新技术给市场的参与者带来不利影响。

　　新经济出现后容易产生垄断，垄断可能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。许多发达国家在新经济出现后，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，这也就是《资本论》中描述的这些资本家，其财富在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，引发很多社会不满。所以，政府在支持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要考虑收入分配，采取一些措施，帮助在经济当中处于弱势的群体，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，帮助他们借力新经济，分享新经济的好处。在这个过程中新经济也一定会取代部分旧经济，从旧经济中淘汰的这些人，如何让他们得到必要的生活保障，以及二次收入分配的问题，这些都是政府需要做的。

（来源:思客微信公众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