冤案，就是一场找不到凶手的群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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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年，人生四分之一的线段；20年，一个婴儿可以长成为青年；20年，陈满本应有常人一样的阳光与灿烂……但对于身在冤狱的他，所有这些，只因为一次错判，阳光不在，青春黯淡。

据央视新闻，1992年，海南海口发生一起杀人焚尸案，陈满被认定为凶手，被判死缓。海口市检察院认为判处死缓量刑过轻，提出抗诉。时隔23年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，此次抗诉不是认为应该判处死刑，而是检察员认为被告人无罪。

随着陈满案的开庭审理，冤案，近年频频出现逆转的审判，又再一次呈现。

当年海口市检察院的抗诉，与今天最高检察院的抗诉，形成了截然的反差。前者要求判死，后者认为无罪，那么，这样的葫芦案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？

据央视新闻援引的陈满辩护人曹铮律师介绍:物证有什么？他说有菜刀。我说请出示，他说，丢了。我说怎么能丢了呢，他说公安机关没有保存条件。我说，这种物证，公安机关怎么可能没有保存条件呢。他们打扫卫生丢了，出示不了。我说，证据是要出示的，要质证的，没有质证的菜刀怎么能叫凶器呢。我说带血迹的衣物在哪儿呢？你们收走搁哪儿了？他们说，丢了。我说丢了怎么能证明上面的血是受害人的呢。上面如果有陈满受伤的血，也可以证明是陈满在现场流的血。什么证据都没有，光剩下残缺不全的口供，这能定案吗？

“什么证据都没有，光剩下残缺不全的口供，这能定案吗？”

事实是:能定案。不仅定了，而且还判了死缓；即使判死缓，海口市检察院仍然认为太轻----要判死刑。如果将陈满执行了死刑，今天的这个案件极有可能不会像呼格吉勒图案一样，使该案成为另一次审判吧？或许，当年抗诉的初衷，也是希望案结事了，人死事了？

该案的标志性意义有如下几点:本案不是法院自己发现启动再审程序，而是最高检察院抗诉；陈满辩护律师的陈述透出了可怕的冤案生产环节:重口供不重证据的案件完整地走完了侦查、起诉、审判程序，至今仍然还是死缓。这三个程序，没有哪一个环节真正依据“证据确实充分”的定案标准对案件体检。这一判断，不仅仅是陈满案，还有:黄家光冤案平反，用时十七年；钱仁风投毒案平反，用时十三年；曾爱云案，用时十二年……最可怜的是呼格吉勒，用时十八年终于平反，但逝去的生命，再也无法回到人间。

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，生杀之事，稍有不慎，便可取无辜者性命。这些案件辩护律师就非常容易看到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如本案曹铮律师所言的“他们”，他们真看不到案件的疑点吗？笔者不相信承办以上案件的法官，水平差到了如此明显的地步。其实，微妙之处在于:体制所限。神秘的体制，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它客观存在；神秘的体制里的那种考评、奖励、关照、领导指示……等等，使独立行使审判权成为法律上的一句话、现实中最美好的期待。这种体制病，就是群殴式的“配合”使冤案产生并使错判延续。

这些案件惊人的相似:肉刑的存在，证据的不足，无视律师的意见、公检法相互的配合……，他们也明明知道此类案件连提起公诉都不够标准，居然能走到判处死缓。这其中的默契的配合，该是一种何等的水乳交融？

2015年1月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明显是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，提出防止带病审判:“要积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，大力推进严格司法，坚决防止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案件或者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“带病”进入起诉、审判程序。”这一句话，虽然简短，但却是用这些冤案----包括呼格吉勒图的生命换来的。然而，法律的规定可以说比最高检的规定更加明确详细、更有效力，检察院的要求，是否能比法律更有效呢？让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景期待吧。

平反个案，固然是对司法公正的捍卫，但实为治标一例。司法监督与司法的制约，绝不能只是写在纸上，只有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真正有了监督和制约，才会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。否则，一味配合，无异于依法群殴，群殴毕，却找不到那只致命的手。如以上所举的案例，究竟是谁造成的冤狱几十年？如曹律师所言是“他们”。

我们最希望看到，无论是行政还是司法，任何权利的不当行使，均要承担对应的责任。我们不希望看到，冤案的终结，是以国家支付赔偿金为终点；我们更不希望看到，冤案一再平反，追责却无动于衷。没有追责的平反，只是向社会返还迟来的公正。

只有追责，才能体现司法审判终身负责，冤案才不致成为群殴，才能在群殴中找到致伤的那只手；只有追责，才能彰显国家司法改革的决心，才能提升人民对司法改革的信心，才能促使“他们”对法律心生敬畏，换髓洗心，才能真正减少并避免错判。

公正是司法的灵魂，但前提必先有司法者独立公正之魂。所以，司法改革的成败，不在于是否采用了微信庭审、出庭带上耳麦，而是，司法改革是否从这些案件所付出的代价中，触及到了灵魂。不触及灵魂的司法改革，有可能在某些人那里，就是一场作秀。（作者:吴世柱律师）

（本文来源:吴世柱律师微信公众号）